2026年3月13日上午，德国奥格斯堡大学Horst Hanusch荣誉教授于主楼216进行了以《Between Garden of Eden and Ecological Disaster: Why We Need Post-Schumpeterian Economics》为题的学术报告。报告由公共管理系主任尹西明老师主持，20余位师生参加了本次报告会。
Horst教授先是提到1976年和团队来到中国，感慨中国这50年的巨大变化。本次报告围绕技术进步、经济增长与生态约束之间的复杂关系展开，系统阐释了“后熊彼特经济学”的理论逻辑与现实意义，为在场师生提供了兼具理论深度与现实参考价值的研究视角。
报告首先从“大历史”的视角切入，指出人类文明始终处于“希望”与“风险”并存的状态之中。一方面，技术进步不断带来新的能力、丰富的物质条件与经济活力；另一方面，工业化增长也在持续加剧气候变化、生态失衡和生物多样性受损。Horst教授认为，现代社会正在同时经历“积极的颠覆”与“消极的破坏”，传统经济学所关注的边际权衡已不足以回应气候风险、生态临界点等系统性挑战。
在理论梳理部分，报告回顾了从熊彼特经济学到新熊彼特经济学、再到综合性新熊彼特经济学的发展脉络。熊彼特强调企业家精神、创新和“创造性毁灭”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；新熊彼特经济学进一步将创新体系与制度因素纳入分析框架；综合性新熊彼特经济学则把金融部门和公共部门一并纳入考察。基于这一演进过程，Horst教授提出，“后熊彼特经济学”在原有创新理论基础上增加了两个关键维度，即生态维度与跨国维度，从而将发展目标重新界定为“增长”与“可持续性”的统一，将私人繁荣与公共生态安全结合起来。
围绕这一新框架，报告重点讨论了绿色转型的政策路径。第一条路径是改革市场价格体系，通过“真实价格”、排放交易等方式，将环境成本和社会成本内化到经济决策之中，使气候与环境代价在价格中得到真实体现。第二条路径是重塑创新体系，通过绿色技术政策引导国家创新系统由“棕色技术”向“绿色技术”转型，推动企业、科研机构与公共投资之间形成协同机制。报告指出，市场本身无法自动完成绿色转型，政府必须在结构变迁中发挥协调、引导和监督作用。
在此基础上，Horst教授进一步比较了不同政策取向：一类是“缓和性修复政策”，如碳捕集或地球工程，重点在于减轻损害，但并未触及系统根源；另一类是“受监督的正和政策”，强调通过国家引导、公共投资和制度协调，实现经济增长与生态安全的双赢。与此同时，报告也提醒，国家作用的增强会带来效率、合法性以及政企关系平衡等新的制度性张力，需要在治理实践中妥善处理。
报告最后强调，未来的发展不能再以单一增长为目标，而应把繁荣与生态安全同时纳入核心考量，把气候稳定视为经济系统的重要基础性资产。德国等欧洲国家此前侧重通过价格改革推动绿色转型，如对化石燃料征收高额税收，但实践效果不佳，目前正转向创新体系转型的路径；而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，在绿色转型中具备后发优势，有望借助技术引进实现跨越式发展。同时，会议指出，全球绿色转型的关键在于将气候稳定视为经济发展的基础性资产，而非免费的 “排污场”，通过创新驱动实现发展与环保的协同。在全球生态约束日益增强的背景下，如何在地球边界之内实现有效创新，已成为当代经济理论与公共政策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。
最后，教授与在场师生进行学术交流，耐心解答各位师生疑惑，此次讲座加深了师生对创新驱动发展、绿色转型和全球治理问题的理解，也为从更综合的视角思考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启发。
附：Horst Hanusch教授简介
Horst Hanusch，德国经济学家，以其在新熊彼特主义经济学和创新经济学领域的贡献而闻名。他通过将约瑟夫·A·熊彼特“创造性毁灭”的概念拓展为一个更广泛的、面向制度与政策的分析框架，强调创新、结构变迁与长期经济发展之间的动态互动，从而在推动演化经济理论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。1974年至2010年，他担任奥格斯堡大学经济学正教授，并于2007年至2011年任该校副校长。自2010年4月起，他任奥格斯堡大学经济研究所荣休教授。
他曾任国际公共财政研究所主席（1994—1997），现为该机构荣誉主席之一。1986年，他与沃尔夫冈·斯托尔珀共同创立国际约瑟夫·A·熊彼特学会，并一直担任秘书长至2022年。1991年，他还创办了《演化经济学杂志》，目前担任该刊创刊主编；并于2006年共同创立里斯本公民论坛。他提出了“综合性新熊彼特经济学”（CNSE），随后又为“后熊彼特经济学”（PSE）的发展作出贡献，将创新、制度与生态可持续性结合起来，以应对从“棕色经济”向“绿色经济”转型的问题。
